行業動態
015年3月21日，798一家畫廊為我做了個小展覽，題目是“側面：毛旭輝紙本作品展1979—2012”。展覽本身并沒有多少特殊性，反倒是“側面”這個題目引發了無限感思。2008年1月，上海的紅橋畫廊精心打造了我的個展“道路：毛旭輝繪畫歷程1976—2007”，當時把題目定為“道路”，一是感慨自十五六歲學畫以來，這三十幾年經歷了太多挫折、磨難，也收獲了更多認識和希望，走過了一條不折不扣的青春之路;二是致敬即將來臨而又遙不可及的未來，既然堅定了要用一生去做藝術，那未來之路上又將展現什么樣的風景，無從知曉，又那般神秘。選擇藝術就是選擇了一條不歸路，盡管已踽踽前行三四十年，卻始終找不到松釋的理由，個體經驗與社會問題糾纏不清，種種疑惑層出不窮，自己只能窺見社會的一斑，而藝術也只能表現生命的某些側面。不知不覺之中已過中年，不免低吟一句：“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。”故而，當髙名潞先生把2010年為我策劃的展覽定名為“川逝：大毛的藝術”時，我又一次感慨萬千。川逝，生命就是這樣在回憶中流逝，慶幸的是我們有作品，能夠凝固生命的某個瞬間。
我出生于1956年6月。1956年是“反右”的前序，也是“文革”的序幕，還是我們舉家搬到云南的那年，從此我就成為了一顆“云南種子”。1956年9月我們全家到了昆明，父母帶著共和國的理想來參加邊疆的社會主義建設工作。他們是跟著學校遷來的，因為他們之前所在的重慶地質學校整體搬來了昆明，成立了昆明地質學校。父母都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分子，新中國成立之初他們就已經在跟著共產黨工作了。我父親曾進過國民黨的監獄，重慶解放前夕才逃出來，并開始參與共產黨的工作。但他被捕時并不是共產黨員，只是一名學生。他真正加入共產黨是在他到昆明工作多年以后。被捕入獄的歷史是阻礙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原因，他的入黨申請屢屢批不下來。父親在“文革”中被打倒也是因為這段歷史，因為他活著從國民黨的監獄出來，所以被認定為“叛徒”。
我父親是第一批受到“文革”沖擊的對象。“文革”前，父親在昆明地礦局下屬的一個工廠里擔任政治部主任。“文革”剛開始沒多久他的災難就來臨了，更具體的時間我就記不清楚了，因為我當時還太小。后來我基本上就見不到父親了，他平時都是被監禁在工廠里面，1968年以后才能每周回趟家。我當時很不習慣父母的社會角色，那些情境對我來說都是陌生的。“文革”前，我去過那間工廠，因為工廠那邊有我們家一個親戚，也姓毛，我們是去他家玩。那次剛好碰上工廠搞晚會，父親是晚會的主持，他發言的形象對我來說也很陌生，心想：臺上這個說話的人真是我父親嗎?聲音是他的，這一點是不用懷疑的。在機關大院看到父親被批斗，被推上臺，脖子上用鐵絲掛著一把用鋼管做成的沖鋒槍，還掛著一個牌子，上面寫著“叛徒、走資派毛曉初”，戴著一頂高帽子，手被人反擰著。這種形象也使我感到很震驚、很陌生，我開始懷疑：“這是我的父親嗎?我的父親是壞人嗎?”當時機關大院很多孩子的父親都被這樣推到了臺上，所以我的心里平衡了很多，并不認為我的父親是壞人，也就不為此感到很尷尬了。我當時的心情更多的是震驚、麻木和矛盾。
我從來不覺得自己的父親是個壞人，父親是一個很溫順的男人，他從來沒有打過我。但后來問我大哥，大哥說父親是打過他的，說父親還是有暴力的。然而父親確實沒有打過我，我只在“文革”期間感受過母親的暴力，吃過她一耳光。不過現在也想通了，換位在母親的角度：自己的丈夫被徹底打倒了，成了一個有問題的人，三個未成年的孩子要自己撫養，這種境遇使母親變得非常焦慮。母親的心臟病也就是在“文革”期間患上的。“文革”確實給人們造成了很多傷害，好在我們當時只是孩子，并沒有被嚴重傷害。反而，1966年學校停課令我們很高興。對于一個小男孩兒來說，不上課是最幸福的事情。我們開始幫機關的大人們印刷大字報、散發傳單。用鋼筆在鋼板上刻蠟紙，用三輪車拉著石灰桶在地上、墻上寫標語，也不管寫的是什么——內容是大人決定的事情，我們只管玩得開心。我們還經常把大字報拉到百貨大樓去散發，覺得這樣做是很出風頭的。
“文革”前的小學教育已經非常正規了，有數學課、語文課、體育課和美術課等，和現在的教育方式一樣。但我只讀到小學四年級，學校就停課了。1969年3月，學校復課，我進入初中學習。但那兩年基本上沒學什么，三個月學工，三個月學農，三個月學軍，還有大量的政治課，這是一種很荒唐的教育模式。我們的數學只學到一元一次方程，當時對上學一點兒興趣也沒有，因為整個“文革”都在批判教育。盡管學工、學農、學軍相當辛苦，但在當時認為這總比上學好玩。在學農期間，我插過秧，耙過地，用腳和過泥巴;學工，是去現在延安醫院附近的一個機械工廠開車床、車零件，學生天天在那里上班，而工廠的工人卻去打牌、吹牛和開會;學軍，就是練隊形、拉練、疊被子，把被子疊得像豆腐塊一樣，方方的，經常遇到半夜緊急集合，把我們調教成了一支訓練有素的學生隊伍。當時有種說法：蘇修要打過來了，美國也隨時可能打過來。所以讓學生們學軍和養成軍人般的氣質是十分必要的。
1971年3月我中學畢業了，被分配到昆明市百貨公司當搬運工。在百貨公司遇到幾個熱愛文藝的朋友，我開始學習素描、學彈吉他，并開始接觸每到周末就到昆明的街頭城郊畫畫的業馀畫家們，我后來稱他們是“云南外光畫派”，并跟他們學習色彩。在做搬運工期間，我工作表現很好，因為工作細心，做了不到一年的搬運工就被調到倉庫去當保管員。保管員比搬運工要好一些，比較固定，我的工作是跟著一個師傅負責保管云南全省的皮鞋。當了差不多一年時間倉庫保管員之后，我就被調到商店的機關工作，開始當起了統計員。當時的規定是，工作第一年不分工種，都是“青年工人”，統一都做搬運工或打雜，也就是說“倉庫保管員”是我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份工作。后來又干統計員一直干到我考上大學。
在當統計員期間，有關部門要從城里的各機關單位組織干部成立“農業學大寨工作隊”，具體是什么性質我也搞不清楚。我們單位組織開會，會場氣氛很沉悶，誰都不愿意去，我就主動要求去了，沒想到我的“主動”成了“挺身而出”，其他人都如釋重負，以后也對我特別好。一年以后，也就是1977年我考取大學之后，他們還給我加了一級工資，這在當時是不可想象的，我帶著二級工的工薪——每個月45元讀的大學，這么多錢在當時是可以養活一家人的。他們對我好的另一個原因是，我平時工作認真，業馀時間專注于畫畫，和單位上其他同事的關系保持得很好，大家對我的印象都很好。我考上大學他們也都很高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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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保才字